我穿过黄昏的户部巷小吃街，准备到江边。巷子里人头攒动，站在路边吃热干面的，排队买烤牛蛙 的，看行为艺术表演的，卖棉花糖的……每一处都围着人，快到江边的时候，有一个卖糖人摊子，人比较少。有个看上去约摸五、六岁的小孩，拿到做好的糖人刚咬 了一口，一个不小心糖人掉到地上，旁边的应该是他爸爸的中年男子，一个指头就戳过去，小男孩本能地把脑袋往旁边一歪。“叫你不好好拿着！……”不耐烦的抱 怨的指责的语气，我这个路人甲都感受得到，小男孩立刻哭起来。没好气色的爸爸拉扯着小孩的手就走了，融入户部巷热闹的人群中。
地上咬了一口的、不小心掉落的糖人，落落寞寞地遗落在了那里……我可能是唯一的观众，看到一个小小男孩的委曲。也想起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事。
刚 参加工作那年，跟我同时期分配到厂里的还有另一个女生小陈。因为我家比较远工厂又有夜班，所以我申请了宿舍。小陈没有申请宿舍，有夜班的时候，她便要求跟 我挤一张床。其实床很小，我本不愿跟她挤，又不是那种亲密到可以睡一起的闺蜜，只是普通同事而已，但又碍于情面不好拒绝。不拒绝的原因，也有觉得她“可 怜”的同情成分。
小陈的父亲虽然是个老师，但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，她上面有三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弟弟，超生的弟弟给家庭带去欢喜，也因为违 反政策受到打击，本就脾气暴躁的父亲一不高兴，就拿这个“多余的”女儿出气，从她的言语中可以判断出，小陈在家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儿。她相貌娇好，是我们 那一批入厂的人中最漂亮的一位，却有一脸忧郁的气质，现在想来，就是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养成的。
有一次她到我家玩，那时我们家房子面积很 小，客厅里都摆了床，我和妹妹的房间门后放了一把椅子，椅子上是面盆。大概因为打闹得太厉害了，我一不小心把那个有着月白色釉面、盆底是带荷花图案的陶瓷 面盆碰落，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片。小陈本来笑得挺欢，一下子象受到很大的惊吓，惶恐地问“怎么办啊？！”好像是她闯了祸。
我说“没事！”摔了东西肯定是自责的。我也怕父母责怪，但知道因为有同事在，父母不会在外人面前过多批评，所以比平时“作（zuo）了业”更坦然。
我爸听到动静推推门问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就说盆摔了，不小心。
我爸“噢”了一声，说“摔就摔了吧。”
一场可能的责备避免了。其实我也有点奇怪。那个面盆大概比我还年长，从农村老家搬到部队，我爸从部队转业又带着到了地方，我都对那个面盆有感情了。
我至今忘不了那天小陈对我说：你家真好，你真幸福啊！
何以见得呢？
这要是在我们家，要是我砸了（山东方言，砸了=摔碎了）东西，我爸还不得熊死我……
那时候我们正是青春好年华，小陈长得漂亮，厂里有好几个小青年追求她。有个姓祝的青工天天献殷勤，便把小陈追到了手。
后 来我们各自成家，各自有了新的生活轨迹，便不常联系。我只知道小陈并未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，那个小祝在婚后露出狭隘自私多疑的本面目，无论小陈如何“伺 候”，对她动辄打骂……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厂里的同一个家属院，我亲眼看到小陈被责骂着从家里打出来，一声也没有反抗地在楼下饮泣……后来我碰到她，她说起 那一幕，叹了句“我就是这样的命啊！”
现在回想起来，知道那其实是她原生家庭模式的延续。因为在父母那里没有获得安全感和感知幸福，随便有 个人关心自己便觉温暖，把自己给嫁了，结果遇到跟父亲性格相同的人，便认了命。做父母的，因为孩子一丁点的小过失就责骂孩子，比如掉在地上的糖人，比如不 小心打碎的东西……孩子肯定是已经遗憾和自责了，做家长的再粗暴地指责甚至打骂一番，除了徒增孩子的内疚感，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？
曾读过这样一篇小品文，对比中国式家长和日本家长。
小孩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头碰到桌角,哭了,中国家长大多都是在劝慰小孩:"不哭噢,都怪这桌子,我帮你打他."然后照着桌子拍两下,小孩笑了。
而日本小孩碰到桌子，家长会怎么做呢?
看到一小孩从那边跑过来，撞了这个桌子，他哭起来了，这个妈妈就马上把他带过来说，“再走一遍！再走一 遍！”妈妈就会对孩子讲，“一个小孩会撞到桌子，有三个理由，第一个跑步冲得太快，来不及刹车；第二个，头一直低着，没有注意看；第三个，心中不知道在想 什么。你是哪一个？”这就是日本的教育。
据说正是这种“归罪于外”的教育方式，导致中国的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会推 卸,认为都是周围的事物不好，完全不想自己的责任。糖人还可以再捏一个，面盆也可以再买一个新的……都说“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”，而富养女孩的理由便是 她长大了不会被渣男用一个棉花糖引诱走。不管男孩还是女孩，父母在情感方面的“富养”才弥足珍贵，让孩子从小感知到来自父母的宽容和爱，才会让孩子因为幸 福而有能力追寻自己的幸福。